《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到莱茵撤军 我感觉是一味的退让来让德国复兴?有什么更深层次的背景原因和利益纠纷吗?
这是一笔单纯的经济账。
一战之后的美国是世界最大债权国,而德国则是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足够紧密的债务关系。虽然英、法、意、比诸国的外债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其中的收入项取决于德国的赔偿能力。美国也是如此,其债权除了德国的赔款外还有英法两国应支付的各种费用,但英法两国的支付能力最终也取决于德国的赔偿能力。这使得美国不能对德国战后非常不稳定的经济形势坐视不管。
从德国国内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促成了外债的增加[1][2][3][4]:德国国内缺乏信贷,同时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企业资本不足,这导致了对外来资本的需求。魏玛共和国的政府预算常年有赤字,因此继续增加国内税负是民众难以接受的。为了得到公众支持、度过一战后的动荡年代,只有通过外债的形式才能让魏玛政府避免国内税负的增加。从美国申请贷款有优势。德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威胁拖欠私人投资者的债务来促成战争赔款的减免。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曾做过如下解释:“我们只需要拥有足够多的债务,多到我们的债权人发现如果他的债务人倒下了,他自己就会陷入危机之中……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建立政治理解以及未来政治支持的桥梁。”《经济学人》也曾进行过相关评论[5],认为“协约国与德国之间形成的链条将两者通过‘跨政府义务的宏大结构’捆绑在一起”。协约国政府也认可这种借款行为,他们认为借此可以稳定魏玛共和国。其他西方国家的私人投资者认可与德国的交易。德国市场的回报高于本国和其它国家,而且人们认为这些交易是安全的。虽然德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本土的煤钢、电气、化工和汽车制造行业都继续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战后大量士兵复员,也为企业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些都保证了战后的德国依然是欧洲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1]
这些外债形成了一个循环,以至于德国央行行长Hjalmar Schacht不断地批评从美国流向德国的短期资本流。他认为:“国外的私营银行和银行家在用金钱为我们冲淋浴。但他们却不能将足够的金钱带入德国。结果就是外国政府借由在德国的战争赔偿总代理人将这些钱又带回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减轻了我们的赔偿负担,但是作为资本贡献者的私人投资者,他们会对他们借出的资本收费。他们究竟能否收到他们借出的本金和应得的利息呢?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知道了。”[6]
同时,过高的借债利率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质疑。奥地利经济学家索玛瑞认为:“德国无法偿还这些债务,只不过短期贷款系统掩盖了这一问题,这一短期贷款系统甚至已经达到了无法被德国的财政实力证明是正当的地步。”为了得到这些贷款,包括德国在内的债务国不得不将工业和农业的利率设定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以至于如果只凭行业盈利,它们甚至都付不起利息。这里就是整个债务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崩盘必将在这里发生。”而提供贷款的银行也将在劫难逃。“商业银行和抵押银行的经营建立在债务人的偿还能力之上,而债权国银行的经营又建立在债务国银行的偿还能力上。”现在看来,无论是哪一个链条,“偿还能力”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国际金融结构也因此如同纸牌搭建起的房屋般不堪一击。[7]
德国各级政府、德国的银行和公司都从国外私人资本(尤其是从华尔街)获取了数额巨大的贷款以便支持自身的经济扩张和支付赔偿。1929年底,德国欠外国银行的债务已达到3100万马克,这大致相当于当时德国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将德国需要支付的赔偿也计算在内,那么德国的外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将会达到惊人的86%。[8][9]
而莱茵撤军则是《凡尔赛协议》所规定的内容,目的是实现法德和解。法国外长曾在1929年9月的国联会议上讲述过关于“欧洲联盟”的想法:“我认为,在构成地理群体的人民中,例如欧洲人民,应该有某种类似联邦的结合; 他们应该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商讨他们的利益,就联合决议达成共识,并在彼此之间建立团结的纽带,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必要时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重大紧急情况。这就是我想要建立的连接。 显然,这种联系将首先是经济上的,因为这是问题最迫切的方面,我认为,我们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寻求成功。”[10]
但这个愿景被德国打破。法军从莱茵兰撤离后,德国不进没有进行有关“法德友好”的展望,反而兴起了更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总统兴登堡在莱茵兰回归后只是对“为祖国的自由献出生命”的德国人表示敬意并希望法国尽快归还萨尔,而时任总理的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还发行了一枚5马克的纪念币[11],上面刻有“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而非德国的界河”(DER RHEIN DEUTSCHLANDS STROM · NICHT DEUTSCHLANDS GRENZE ·),暗示法国在暗中资助“莱茵共和国”分离运动,这导致法国国内对德国大失所望。[12]
德法之间的政治不信任阻碍了德法友好和双边合作的脚步。德国驻法国大使冯·霍斯(Leopold von Hoesch)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寻求法德谅解的人每次进行辩论时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首先,他们会谈论政治问题,但是无法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结论,因为只有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德国的主张才能被接受。然后,他们会讨论经济和金融合作问题……一开始,在两国间建立全面经济联合体的想法会激发人们的热情……但是,这种讨论并不会得出任何实际结果……当被问及’要如何说服法国公众在德国进行长期投资’时,他们会得到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答案:’第一步,双方必须建立信任’。而当大家讨论’该如何建立信任’的问题时,他们又会得到一个答案,即’建立信任需要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于是对话又回到了起点。”[13][14]
德国没钱还英法,英法借口赖账不还美国人钱,美国人没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扶持德国,想让德国有钱还英法,从而使英法还钱。
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国对德国的逼迫,德国经济近乎崩溃,牵一发而动全身,美国不愿意看到德国经济动荡牵连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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